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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1日,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东方航天发射场建设项目会议上当场发怒,“我已说过一百次了,工作流程要透明!划拨了大量资金,工程是国家的大项目。还是有人置若罔闻,从中窃取了上亿的资金!” (ICphoto/图)

(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12日《南方周末》)

“普京反腐”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:前十年是色彩浓厚的“权力反腐”,主要依靠“雷霆手段”铲除腐败,反腐对象以私有化时期滋生的寡头为主;后十年则逐渐向“制度反腐”转型,打击面也从寡头延展到政府官员乃至整个社会层面。

“通往星空的路,从这里开始。”俄罗斯东方发射场大门的牌匾上刻着骄人的宣传标语。进入发射场后,场地的道路却因偷工减料而出现大量裂缝。

东方航天发射场(Vostochny Cosmodrome)地处俄罗斯东部。按照规划,这里将是俄罗斯火箭的主要发射场。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对其寄予厚望,“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建设项目。”如今,东方发射场却成了“俄式反腐”的焦点项目。

“我已说过一百次了,工作流程要透明!划拨了大量资金,工程是国家的大项目。还是有人置若罔闻,从中窃取了上亿的资金!”2019年11月11日,普京在政府工作会议上颇为愤慨。

东方发射场的“反腐战”已取得阶段性成果。俄罗斯政府发言人佩斯科夫(Dmitry Peskov)也在当天宣布,东方发射场建设期间有高达110亿卢布被贪腐,其中35亿卢布已被成功追回。

“东方案”只是俄罗斯腐败的冰山一角。2000年执政以来,普京打了近20年的“反腐战”,他发誓要“用烧红的铁燃尽腐败”。

一场由绝食掀起的“反腐战”

东方发射场建设耗时七年,是俄罗斯“航天梦”“科技梦”“大国梦”的象征。近年来,全球每五枚火箭发射中,就有一枚来自俄罗斯,甚至美国要把宇航员经济、安全地送上太空,也一度离不开俄罗斯火箭。

昔日“航天强国”却不得不面对尴尬的现实:俄罗斯的火箭主发射场都不在境内,而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(Baykonur Cosmodrome)。

这种尴尬也是历史遗留下的种子。解体前,哈萨克斯坦曾是苏联的一部分。尤其考虑到发射场需要靠近赤道、远离人烟,发射场自然设在了苏联南部的哈萨克斯坦。在此,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“斯普特尼克1号”(Sputnik-1),也诞生了全球首位“太空人”尤里·加加林(Yuri Gagarin)。

苏联1991年解体后,俄罗斯继承了大部分航天“家产”,却带不走发射场本身。此后二十多年里,俄罗斯不得不以每年1.15亿美元的高价租借发射场,这相当于2015年俄罗斯航天预算的4%。俄罗斯的火箭发射也受到双边关系的掣肘。

出于高额租金、发射自主权等多重考虑,2011年,俄罗斯决定正式建设新航天发射场。据塔斯社(TASS)报道,该项目预算高达910亿卢布(约合14亿美元)。截至2019年11月,项目已投入660亿卢布。

不料,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成为“腐败大餐”,其黑幕被一场绝食抗议意外揭开。2015年4月,一百多名工人为讨薪发起示威,其中26名工人更是绝食抗议。《莫斯科时报》(Moscow Times)透露,欠薪金额高达2.71亿卢布。

欠薪与绝食抗议持续至少三年。发射场建设也因此一度推延,原定于2015年年底进行的首次发射,也不得不推迟到次年4月。

这起丑闻惊动了普京总统。2015年4月16日,普京紧急前往发射场视察,怒斥俄国家航天局监管资金不力,并发誓要彻查东方发射场的腐败问题。经初步调查,多达18亿卢布遭到挪用。当时,普京或许尚不知晓,比起最终查出的贪腐总额,这18亿卢布只是九牛一毛。

贪腐丑闻也与航天发射失败如影随形。2015年5月,一艘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的太空船在进入太空后不久失联;不久,一枚火箭也在运送卫星的途中坠毁。

“有着如此严重的道德败坏,谁都不应该对高事故率感到意外。”主管航天工程的俄罗斯时任副总理罗戈津(Dmitry Rogozin)痛斥腐败。

腐败问题几度酿成大祸。2017年1月,俄罗斯宣布将“质子”系列火箭的发射推迟半年,并紧急召回所有发动机。据美国《航空新闻》透露,原来有基层员工盗走了发动机部分零件,并替换上更加廉价但耐热性更低的替代品。

俄罗斯航天界迅速刮起反腐旋风。2018年11月,塔斯社透露,已有约17000起违法行为被记录在案,超过1000人被起诉。

2019年11月11日,俄罗斯政府发言人佩斯科夫透露,在东方发射场建设期间,有高达110亿卢布被贪腐,其中35亿卢布被成功追回。调查机构还向法院提交了42起贪污、欺诈和滥用权力的刑事案件,其中已有58人被判刑,包括远东特种建设公司(Dalspetsstroy)总裁尤里·赫里兹曼(Yuri Khrizman),单他一人就被控侵吞52亿卢布,并被判处长达11年半的徒刑。

“腐败习惯已经深入俄罗斯人的大脑”

东方发射场的腐败窝案,只是俄罗斯腐败问题的冰山一角。根据非政府组织“透明国际”(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)公布的“2018年腐败感知指数”,俄罗斯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38。

腐败横生也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据俄罗斯侦查委员会统计,自2011年起,与腐败相关的犯罪活动让该国损失1230亿卢布(约合18亿美元)。

俄罗斯的腐败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“私有化改革”。按照俄罗斯前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(Vladimir Ustinov)的说法,腐败问题是“十年改革期间留下的祸根”。

苏联解体后,时任总统叶利钦(Boris Yeltsin)信奉私有化政策。在他执政期间,“休克疗法”风风火火地施展开来。但是,“休克疗法”不仅未能摆脱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,还让俄罗斯经济彻底“休克”不醒。那十年,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(GDP)缩水一半以上,人均寿命预期也下降了10岁。

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另一个负外部性是,在俄罗斯塑造出一个腐败的“寡头”阶层:他们大多来自苏联时期的旧官僚,通过政商勾结大发横财;他们的生财之道是借“私有化改革”之名,以“白菜价”把大量国有资产“私有”。

切尔诺梅尔金是典型的“经济寡头”。苏联解体前夕,他曾任该国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。1992年,“私有化”浪潮袭来,切尔诺梅尔金也摇身一变,成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——“天然气大王”。

为保护既得利益并进一步侵吞国家财富,这些“经济寡头”一方面通过政商勾结对国家资产巧取豪夺,同时又反过来影响政治、控制证券,以致“金融寡头”、时任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(Boris erezovsky)放出狠话,“只要我愿意,我能让一只猴子当上总统。”

“在今天的俄罗斯,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”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徐海燕对南方周末表示,“普通的俄罗斯人甚至认为,与通过法律途径相比,腐败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、成本更低,这也是社会基层腐败屡禁不止的原因。”

一项民意调查显示,超过半数俄罗斯人承认自己曾贿赂他人。

“不透明的私有化让人们觉得:如果有些人能从国家偷走数十亿,那我为什么不能拿点便宜的呢?”2014年,普京也曾在一次访谈中痛陈“私有化”:它带来的腐败习惯已经深入俄罗斯人的大脑之中。

“权力必须与金钱分家”

叶利钦在2000年卸任,普京正式出任总统,一场长达20年的“俄式铁腕反腐”拉开帷幕。

2000年5月11日,普京总统上任的第5天,俄罗斯内务部和税务警察就冲进传媒寡头古辛斯基(Vladimir Gusinsky)的公司总部。一个月后,名列“七大寡头”之一的古辛斯基被拘留,他的罪名是“侵吞国家资产”。

祸根始于四年前。古辛斯基以25万旧卢布的“白菜价”,买下国家电视公司“圣彼得堡第11频道”70%的股份,该频道据估算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。合同签署12天后,该频道的负责人账户里突然多了100万美元。

尽管古辛斯基最终被释放,但他随后变卖资产并离开俄罗斯,一代传媒寡头就此淡出舞台。其他寡头的日子也不好过,“金融寡头”别列佐夫斯基在2001年因被控侵吞资产而出逃,最终客死异乡;霍多尔科夫斯基(Mikhail Khodorkovsky)则被控逃税等多项罪名,在2005年锒铛入狱。

“权力必须与金钱分家。想要挣钱,那就下海经商;想为国家服务,那就靠工资生活。”普京还严厉批评官员经商、商人从政的现象。

对于普京前两个任期的反腐成果,不少俄罗斯民众并不买账。盖洛普(Gallop)在200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,七成以上民众认为俄罗斯的腐败水平“高”或“非常高”。这也让普京意识到,单凭扳倒几个寡头,并不能让民众满意。

2012年,普京再度当选总统后就迅速声明,要把反腐作为一项“国家工程”执行。当年的国情咨文中,普京还强调反腐败“没有不能动的人”。

那一年,位高权重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(Anatoliy Serdyukov)的“乌纱帽”应声而坠。2012年10月,俄罗斯警方在突击搜查国防服务公司董事会成员、前国防部财产司司长瓦西里耶娃的住所时,开门的却是穿着浴袍的谢尔久科夫。

这名防长的婚外恋迅速传遍世界,他的“腐败情妇”瓦西里耶娃也因涉嫌严重腐败,被当场带走。

普京反腐“不避亲”。公开资料显示,谢尔久科夫是普京读大学时的学弟,一直被认为是普京的“亲信”。受到谢尔久科夫案的牵连,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罗夫、军事航空运输司令部副总司令舍米亚金等多名贪腐高官纷纷落马。

近年来,因腐败被免职的军界高层众多,还有陆军总司令奇尔金(Vladimir Chirkin)。在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期间,奇尔金曾收受一名老部下45万卢布的贿赂,答应为其解决住房问题。但是,他收了钱却没办成事,老部下要求退回好处费又一口拒绝。几经纠缠之后,这名老部下愤怒地检举了奇尔金。2013年底,奇尔金被撤职查办,2015年被判入狱5年并剥夺上将军衔。

俄罗斯多名政界高层也未能逃过反腐法网。2015年3月,萨哈林州州长霍罗沙文(Aleksandr Khoroshavin)在办公室被捕,成为首位在任上被带走的地方领导人。2017年12月,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(Alexei Ulyukayev)因受贿罪被判处8年监禁,并处罚金1.3亿卢布。

2018年12月,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(Alexander Bastrykin)在俄罗斯国立司法大学发言时透露,在过去7年里,侦查委员会总计调查7.1万桩腐败案,总计7.8万人涉嫌16.6万项腐败罪行,大约三分之一的罪行涉及执法机构,其余则遍布科教、安保、医疗、金融等领域。

从“雷霆式反腐”到“制度性反腐”

有俄罗斯学者总结说,“普京反腐”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:前十年是色彩浓厚的“权力反腐”,主要依靠“雷霆手段”铲除腐败,反腐对象以私有化时期滋生的寡头为主;后十年则逐渐向“制度反腐”转型,打击面也从寡头延展到政府官员乃至社会层面。

2008年,梅德韦杰夫(Dmitry Medvedev)当选俄罗斯总统,他提出让“反腐败斗争成为一项国家工程”。经过俄政府与议会的努力,《反腐败法》在同年年底正式出台。不久,《国家反腐败计划》《国家反腐败战略》也陆续通过,反腐败借此上升为国家战略。

以《反腐败法》为骨架,一张反腐之网在此后10年间逐渐织成。其中,最受关注的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。根据上述法案,公职人员需要申报本人及配偶和子女的收入和财产情况,官员收受礼品的金额也受到限制,超过3000卢布即属违禁。

财产申报并不是“官样文章”。2012年,俄罗斯共抽查21.1万份财产申报表,发现1.6万起违规行为,322名公务员因此被解职。2013年10月,审查专职委员会结束了对9500份官员财产申报审查,结果8名高官因此丢了“乌纱帽”,这包括两名国防部的将军。

俄式反腐还向“裸官”开刀。2013年4月,《禁止拥有海外资产法》正式通过,官员与家属被禁止在海外拥有房产和金融账户。若有不愿放弃财产者,那就只能“让位让贤”。2013年2月,俄罗斯国家杜马道德委员会主席彼赫钦(Vladimir Pekhtin)被迫离职,他被揭露在美国拥有3套未申报的豪宅,跟他同样被处理的还有联邦委员会议员马尔金(Vitaly Malkin)。

同年,英超切尔西足球队老板、亿万富豪阿布拉莫维奇(Arkadyevich Abramovich)也辞去俄罗斯楚科奇自治区议会主席职务;通讯与大众传媒部副部长斯维尔德洛夫(Denis Sverdlov)因不愿放弃海外账户而辞职。

俄罗斯总统和总理也带头执行财产公示和申报新政。2009年4月,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时任总理普京带头公布家庭财产状况。自此,俄总统和高级官员申报财产成为制度性惯例并延续至今。

2019年4月,克里姆林宫官网公示了普京的“家产”:2018年,普京年薪870万卢布(约合13.5万美元),他名下拥有一处77平方米的公寓、一间18平方米的车库,还包括两辆轿车、一辆敞篷拖车。普京总统的所有财产都在俄罗斯境内。

反腐机构与队伍建设也是“俄式反腐”的重要着力点。2008年,“反腐败委员会”应运而生,它由总统亲自挂帅。五年后,再度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普京,又在反腐委员会之外成立“嫡系”机构——“总统反腐局”。

普京成立总统反腐局,旨在提高反腐效率,改变各相关机构间反腐职责划分不清的问题。此前,监督局、国家法制局、内政局等反腐机构分工不明,更有互相掣肘之嫌。

2018年是《反腐败法》生效十周年。同年12月,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(Yury Chaika)公开评价说,《反腐败法》刚通过的那一年,只有39%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看到了反腐成效,十年后这一数字上升至55%。

“俄式反腐”已得到俄罗斯民众的认可,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徐海燕认为,俄罗斯的反腐工作仍任重道远,根除腐败并不能一蹴而就。

“俄罗斯的反腐治理,陷入了腐败——反腐——再腐败——再反腐的怪圈。”徐海燕分析说,俄罗斯寡头的经济地位仍举足轻重,他们依附于政权、为政权效力,使得俄罗斯不得不在彻底反腐与维护稳定之间做出权衡。

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庄俊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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